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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当感觉有眼泪滴落到胸前的衣服上的时候，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这样座了很久了，有些失态。

    我连忙下床，在香坛里给妻子点了三炷香，才拖着有些疲累的身体下了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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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不知道是桂梅对伪证的解释起了作用，还是馨雅后来想通了，第二天下班，馨雅拖着她的行旅箱到我办公室，说下班要跟我一起走。

    待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心情真是跟解放区的天一样明朗清爽。

    “怎么，终于想通了？”馨雅的表情不那么紧绷的时候，我嬉皮笑脸地问她。

    “想什么通！就是因为还没看明白，才觉得不应该盲目地对一个人盖棺定论。”

    “你下次能给自己换个台阶吗？”

    馨雅大概早忘了，上次她生气搬走又搬回来也是用类似的话给自己解套的。

    “换什么台阶？”

    “没什么，我的意思是说下次我服软认输的时候，你就见好就收。”

    馨雅用白眼珠瞪我：“还给我讲不讲故事了？还说不说我有病了？”

    “不了，不了。哦，我的意思是不说你有病了。”我想我那时的样子，一定很奴才。

    馨雅再一次搁置前嫌，并不等于事情已经过去，如果那些蹊跷的事情不弄个水落石出，我还是背着一身黑。

    可是我上哪儿找谁查去？自己在家睡觉，跟谁也不搭，自己说不清楚的事谁能说得清楚。

    琢磨来琢磨去，终于想到一个让我惭愧早没想到的办法。

    那天我从外面搬回去一个纸箱子，馨雅问我是什么，我说：“我要自证清白。”

    馨雅没明白过来，不经意地瞥了一眼我手中的箱子，也没打算再问。

    “我想在家门口装个摄像头。”

    惭愧这么简单的办法没能够早点想到，但毕竟还是想出来了，所以有几分沾沾自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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