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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随着官员之间的书信往来、同乡故友的探访交流，这股探讨格物之学的风气，如春水漫野，渐渐蔓延到了各地士林。

    至于其中可能涉及的技术泄密之虞，朱由校倒是看得很开。

    一来，在锦衣卫的严密监控下，大明各地的西洋传教士早已被尽数驱逐，少数滞留者也被严密看管，一举一动皆在掌控之中。

    此前便有数名传教士心怀不轨，暗中收买工匠，企图抄录、窃取我大明营造法式、火器图谱、精良医术、天文历算乃至新式农书等典籍图册，编纂成帙，欲夹带出境，运回泰西。

    此事却被海关吏员于例行查验中识破截获，人赃并获。事发后，涉事传教士及被收买之人，皆以“窥探国朝机密、图谋不轨”之罪明正典刑，首级传示沿海诸港，以儆效尤。

    二来，治国育才，犹如治水，宜疏不宜堵，岂能因噎废食？若因惧怕些许技术外流，便闭关自守，扼杀国内求知探索之风，才是真正的自毁长城，得不偿失。

    唯有自身根基深厚，学问人才辈出，方能无惧外界风雨。

    这一日，乾清宫东暖阁内，朱由校斜倚在铺着明黄软垫的御座上，侧耳聆听着御前秘书司掌事官赵彦章的奏报。

    内容正是近日朝野间，因那套御赐格物教材引发的种种议论、争辩乃至趣闻轶事。

    听着听着，朱由校嘴角不由浮起一丝复杂的笑意。

    谁说古人愚钝，不晓钻研？

    恰恰相反，在这个既无手机刷屏、亦无网络纷扰，娱乐方式相对匮乏的时代，无数读书人将大把的空余时光与心神才智，尽数倾注于书卷之中，其专注与持久力，远超后世常人想象。

    只是过往，他们的全部聪明劲儿，都被牢牢束缚在“四书五经”、“朱子集注”那方寸之间的经义框架内，皓首穷经。一朝金榜题名，大多人又将这份才智用于官场文章、诗词应和，或是步入歧途。

    一旦挣脱这桎梏，将那份专注与执着投向更广阔的天地万物，其迸发出的钻研精神与思维能力，往往纯粹得令人惊叹。

    譬如东汉张衡，本是通经致用的大儒，却于经史之外，深耕天文、历法、机械之学，造浑天仪以观星象，制地动仪以测震源，其才智横跨文理，千古罕见；

    元代郭守敬，以翰林出身执掌太史院，却不困于书斋，躬身遍历天下，测日影、定历法，创制简仪、高表等十余种天文仪器，编订《授时历》，精度远超前代，惠及农桑数百年；

    及至本朝，李时珍三试不第后，毅然转身，足迹遍及湖广、江西、江苏、安徽，访采四方，考辨八百余家医著，历时二十七载，终成《本草纲目》这部医学宝典；

    更有宋应星，举人出身，却遍访匠作，著《天工开物》，被士林讥为“奇技淫巧”，却正合今日之用。

    可见，读书人一旦放下“万般皆下品”的偏见，将才智与汗水用在格物务实、探索自然之道上，总能结出超越时代的非凡硕果。

    他想起前世在理工大读研时，自家导师曾感慨：“咱们学校偏僻，门口连个像样的宾馆都没有。可正因为如此，少了外界的诱惑纷扰，你们才耐得住寂寞，坐得住冷板凳。”

    如今的大明，某种程度上，正具备这种“耐得住寂寞”的潜力。一旦引燃那点好奇的星火，其燎原之势，或将超乎所有人的想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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